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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慈寺的黄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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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木亚丁
成都有个大慈寺，就在这个古寺的对面——隔条街就是我的家。大慈寺占据着成都城市的中心位置，像一口甘泉眼培育着这座城市的宗教、民俗和文化。这座在唐宋时期就极其繁盛的老院子集中展示了成都的宗教文化、商业文化、游乐文化等丰富的地域文化传统，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成都的佛教胜地、文化中心和懒人休闲集中营。
我是懒人，经常去大慈寺里面休闲喝茶。
在大慈寺温暖的午后阳光下喝茶会看到如下情景：开阔的露天庭院内数百把桌椅依次排开，它们处于殿与殿之间的空地上，仿佛皇宫内召集“经筵”时的热闹场面。然而这里的陈设却是极端的平民化，椅是常见的竹椅，一个靠背、四条腿，坐久之后的扶手和靠背变得尤为光亮。人的汗水从椅子的光晕中浸进去，流出来，那椅子的光晕就变得模糊而陈旧，像一封古老的信。桌子呢，是一律的黑漆小方桌，桌面上烫着茶壶底圆圆的烙印，环环相套，像是树干的年轮。有时阳光从树叶或藤蔓间轻轻地洒下来，穿过了岁月的尘埃和朱红色的老建筑，显得有些陈旧，然而却很温暖、实在。
你尽可以迈着悠闲的步子走进来，先鼻翼扇动吸吸院子里隔夜的茶香，然后挑一个位子坐下。脚底下凹凸不平的泥地上散落着被茶客“吹”掉的茶叶末，现在看起来就像一粒粒快要发芽的种子了。稍待片刻'茶博士穿着布鞋，手提茶壶“噔噔噔”地跑过来，“当当。两响，一注滚烫的水冲入茶碗，只看见青褐色的茶叶在瓷白的碗中翻几个滚，颜色绿了，叶子张开，茉莉花一朵朵浮上来，顿时香气弥漫。茶客们开始还有点睡眼惺忪，心不在焉，等揭开茶盖喝过几口热茶后，眼睛顿时光亮润泽；连身子都灵活了，软软地靠在旧竹椅上，椅子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茶客仃就这样窝在竹椅里，有时看看四周有没有熟人，有时只管自己聊天、看报、吃花生瓜子。倘若朋友相聚，那就把几张桌子拼凑起来，高谈阔论，大声武气地喧哗。
阳光洒在大慈寺的茶馆和庭院里，坐在阳光下喝茶的人脸色红润，目光沉醉，忘记了早上的牢骚和中午的不快。半日光阴转瞬即逝，陶醉在大慈寺茶馆里的人有时会在茶香中沉沉入睡，唤醒他们的也许是一片落叶，也许是茶博士收拾碗碟的“叮当”声。这时候，茶客们伸个懒腰站起身，此时茶水已把全身骨节都泡通泰了，便迈着不快不慢的脚步踱出大慈寺。
定期或有意识到大慈寺喝茶的人中，以文化人居多，他们的出现，使今天的大慈寺和唐宋时期的大慈寺一脉相连。也许我们还记得唐代的吴道子、前蜀的贯休、宋代的苏轼和陆游，他们有的拿着画笔在大慈寺的粉墙上作画，有的在层峦叠嶂的殿宇和艺术作品中流连，有的站在楼阁上观看成都的夜市，有的在这里作诗会友。他们风雅的身影把大慈寺衬托得文气十足。我的朋友冉云飞说过，大慈寺有一股气场。在一本名为《从历史的偏旁进入成都》的书中，他无比温情地写下了《一个名叫大慈寺的地方》，我认为这一节是他那本书中最有光彩的部分。不止一次，我看见云飞坐在大慈寺的露天茶馆中，面对采访他的媒体记者滔滔不绝，神采飞扬，阐述着他对于人生社会的洞见。为什么面对美丽的媒体女记者，冉云飞要选择大慈寺，选择茶馆这么一个众声喧哗的地方，我想他是想告诉我们他的生活背景、文化背景租对于大慈寺执著的爱。
另一个常在大慈寺茶馆中出现的蜀中文人是我所尊敬的流沙河先生。秋天的时候，大慈寺庭院中巨大的银杏树变黄了。沙河先生穿一件红色或黄色的灯芯绒上衣出现在树旁的通道上，一身的仙风道骨。他是应文友之约每周定期来此聚会的，他不喜欢热闹繁华的场面。他虽上了年纪，但面色还如婴儿般的酡红。—碗盖碗茶再加上朋友间亲切而睿智的谈吐，这就是享乐了。
到了这儿，你就是茶客一个，没人在乎你是百万富翁或文化名流，一切虚伪和矫饰都被冲淡了。正如大慈寺过去的历史所昭示：僧人、官员、文人、百姓、商贩、走卒都把它视为自己的乐土，人们在它的宽容和深厚中寻找属于自己的快乐。每周，爱好戏剧的人可以定时在茶馆里听一下午川剧围鼓。打围鼓不同于舞台演出，演员不化装，坐在茶碗跟前，伴着锣鼓咿咿呀呀唱，间或比比兰花指，亮几个身段也算声情并茂。成都的茶馆历来是说唱艺术能够广觅知音的地方，许多民间艺术的发端都起源于这里， “散打评书”艺人李伯清就曾在大慈寺茶馆里试验他的新型评书，那时他的名声还未如潮水迭起，每次来都蹬一辆破自行车，风风火火，利用短暂的休息时间更衣化装，茶客也觉得他的表演是真正的成都民间艺术。我在大慈寺的茶馆里听李伯清说书，每当他的谑语把观众逗得捧腹大笑时，我总是想起大慈寺博物馆展厅里陈列着的那一尊汉代说书俑。汉代的说唱艺人活跃在成都的瓦舍勾栏间，就像港台歌星活跃于现代舞台一样，名声卓越。李伯清继续了这种艺术，现在这种艺术以俑的形式和真实的人的形式汇聚在古老的大慈寺。
其实，成都人在大慈寺喝茶的热情是被大慈寺往昔的历史烘衬起来的。它是这座城市历经千年余温尚在的游乐场。
大慈寺在我的眼里无论是以博物馆、茶馆、古玩集市、寺院的形式出现，都不能改变它作为成都文化象征的体面。有这样一种说法：大慈寺是成都的文化之肺，是成都的文化象征和精神归宿。史载大慈寺始建于唐至德二年(公元757年)，规模极其宏大，共有96个院落，8524间厅室。相传现在的鼓楼街即是当时大慈寺钟鼓楼所在地，北门红石柱街也因大慈寺门前两根红石柱而得名。你说这是啥子阵仗？大慈寺因帝王的关照得以大规模地不断扩建，甚至在武宗灭佛的全国性浩劫中得以幸免，大慈寺成为当时唯一保留下来的寺院。你说,这又是啥阵仗！唐代天宝年间，因避灭顶“安史之乱”，灰头土脸仓皇辞庙的倒霉皇帝唐玄宗一路逃到成都。在国破家亡颠沛流离的行程中，看见大慈寺的僧人正向各地逃难的难民施粥，这个大唐帝国的法人平时难得落泪，可是竟然被眼前的一幕感动得一塌糊涂。有感于大慈寺僧人的慈悯之心，后来玄宗的儿子肃宗为大慈寺亲题了“敕建大圣慈寺”的匾额差人千里迢迢送往成都。
历史上的大慈寺以精美的壁画闻名于世。唐宋时期大慈寺有上百幅上乘的壁画佳作，而且连最有名的画家吴道子的亲笔画也有十多幅，难怪李之纯《大圣慈寺画记》要以艳羡的口吻说：“举天下之言唐画者，莫如成都之多；就成都较之，莫如大慈寺之盛。”现在想来，这批精美绝伦的艺术珍品那么轻易地陈列于蜀地的一座寺院中，真有点过于奢侈了。才子苏东坡一日到寺中游览，他背着手踱着方步在寺中东瞧西看，等他看完大慈寺白色粉墙上一堵堵鲜活的绘画后，翘起大拇指对同行的人说：“此地壁画精妙冠世!”我相信苏氏此言绝非夸大。
在唐代绚丽而浩荡的光影中，一位面如满月的僧人站在大慈寺雄伟的大殿上接受剃度，他就是唐代乃至今天都十分有名的高僧和文化使者唐玄奘。佛教大师们穿着杏黄色的袈裟，用妙语梵音讲授佛法，底下的僧众是黑压压的一大片。市民们透过大慈寺的粉墙和阁檐，能看见飘动的经幡、川流不息的僧众和袅袅的烟尘，感觉大慈寺是漂浮在半空的仙阁。
然而大慈寺不仅仅是僧侣们的大慈寺，它还是官员、文人和平民百姓的大慈寺。公元1176年，游览成都的大诗人陆游听说大慈寺华严阁要举办燃灯法会，便约了一帮朋友来看稀奇。这一次的游览给他印象很深，他看见大慈寺的建筑“万瓦如鳞百尺梯，遥看突兀与云齐。宝帘风定灯相射，绮陌尘香马不嘶”。他甚至产生了迷幻和不真实的感觉，待到整个法会完毕之后，才“归途细踏槐阴月，家在花行更向西”。此后他便常常约了一帮文人朋友到这里宴饮、游乐，大慈寺的傍晚也常常因此张灯结彩。除了纯粹的宗教活动，成都本地的文人、官员、市民也经常来此观夜市、赏月、休闲，他们把大慈寺当成了自己的家。热热闹闹的大慈寺像一块磁石吸引着成都人的心，平民百姓和商贩走卒也渐渐向这里聚拢。到了宋代，大慈寺门前已形成巨大的物资交易市场，整日人声鼎沸，车马喧嚣。各色人等拿着成都产的、绘着“屋宇人物”的交子做着一笔笔买卖。农历二月十五卖花木蚕器，称为蚕市；五月卖香药，称为药市；冬月卖用具器物，称为七宝市……整个儿一幅活生生的《清明上河图》。唐宋时期以来，大慈寺一直是作为成都的宗教、文化、商业和游乐中心而熠熠生辉。
曾被誉为“震旦第一丛林”的大慈寺的衰败是从南宋末年开始的，那是时代无可挽留的流逝。虽然明朝末年大慈寺又有重振当年雄风的迹象，但那正是回光返照，好景不长。有一年一个叫王胤的诗人登上大慈宝阁一望，但见“宝阁巍巍”，“经翻贝叶”，“香散昙花”，“参差雕牖”，常住僧人竟有两万人！然而明末清初的战乱又令这座起死回生的寺院沦为瓦砾。我们现在看到的大慈寺是1876年那个东渡日本的鉴真和尚发愿重修的，占地仅有盛时面积的一个零头。
大慈寺沉浸在艺术和宗教的氛围中长达数百年，每当我阅读前人讴歌它的诗句，眼前总是飘荡着屏风般的彩绘，鼻腔里总是萦绕着檀香的香味。如果大慈寺的艺术和宗教不因战乱而焚毁，我们还有必要千里迢迢赶到沙漠中去看敦煌?还有必要跋山涉水赶到名山圣寺去参拜么?一个成都作家说得好：没到过大慈寺，等于没到过成都。这句话把大慈寺对于成都这座欢乐而世俗的城市的意义几乎说尽了。
大慈寺走过了由盛至衰的道路，那些令人想望的壁画、建筑、宗教文化传统都在斑驳的时光中消隐了。黄昏时分，大慈寺古老的建筑和寂静的园林笼罩在一片温暖的紫光中，流动的光影仿佛岁月的潮汐令人怀想。半掩的斑驳红漆大门后，几个摇着蒲扇的老人正在小木凳上悠闲地下着象棋，透过树叶扶疏的甬道望进去，视野中满是沐浴着夕阳的飞檐楼阁和走廊。我到现在都在奇怪：这个喧嚣的都市里怎会有如此安静的所在？
附：这里是我集王胤的句子为大慈寺写的一幅对联：
宝阁巍巍，雕牖参差；几声川腔围鼓，令人怀想蒙顶香茶。
落日熔金，灵雀归家；轻问石麟古道：何处寻觅贝叶昙花？
晋人犀堂书。上联从古寺的建筑格局延揽历来在此地兴盛的民情风俗，下联赋予古寺以幽情而自然伸引出浓浓的禅意。此联隐隐透出一种对往昔古寺庙的追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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