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米族地区的耕地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山地，部分为平坝地，河谷地区有少量的水田。山地虽分为常耕地(俗称旱地)、轮歇地和火烧地三种，但农民对土地的利用已趋于固定化。其中各类土地的比例因地区而异。在丽江、兰坪、宁蒗等地，主要为常耕地与轮歇地；永胜则两种地各占百分之二十，其余百分之六十都是火烧地。在极少数山由还遗留着落后的“刀耕火种”耕作方式。丽江、兰坪、维西等县，平坝地和水田较多，但都为纳西族地主(领主)所有，普米族人民多以租种山地为多，农作物的生长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自然，所以产量很低，加上统治阶级的种种剥削和压榨，普米族劳动人民一般每年平均缺口粮三至四个月，生活极为困苦。畜牧业在普米族经济中仅次于农业。牲畜以牛(耕牛、母牛)、马、骡、羊等为主；家畜普遍饲养猪、鸡、狗、猫四种。家庭副业有织羊毛布、麻布、编竹器、烧炭、酿酒、挖药、狩猎、铁木手工业等。宁蒗地区普米族的木漆碗，制作精致，远近闻名。过去集市较少，民间多是以物易物来交换日用必需品，商品经济很不发达。

　　在解放前，由于历史发展条件和周围民族的影响不同，普米族的社会形态，呈现出地区性的差异。就土地所有制方面来说，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类型：

　　(一)处于地主经济发展阶段。兰坪、丽江等地的普米族地区属于这一类型。这些地区的普米族基本的阶级关系是地主富农阶级和贫雇农的对立，而且本民族内部也出现了地主、富农。他们通过地租、高利贷、雇工等方式盘剥贫苦农民。如普米族比较集中的兰坪县河西公社，一九五二年土改时共有耕地三千七百多亩(水田七百七十三亩，旱地二千九百六十九亩)，其中地主六十六户和富农五十七户共占有土地二千二百七十二亩，占耕地起面积的百分之七十四点五八，贫苦农民地主、富农户也会有三至五六个不等的奴隶；这些家奴等于会说话的工具，可以任意买卖、转让、陪嫁，毫无人身自由。国民金政府曾在普米族地区设立了保甲制度，杨宪延被委派为伪区长，并兼任国由党“保卫团”团总。他养有一百多个团丁，作为他的保镖和爪牙，在乡间为非作歹，称霸一方。他的几个儿子分别担任自卫队队长、伪县党部委员。他们上依附于反动政权，下靠地主武装，私设刑堂监狱，残酷镇压各族人民。

　　（二）处于封建领主经济阶段。宁蒗永宁等地普米族地区属于这一类型。在这些地区，土司是最高的土地所有者，也是当地的最大领主。以普来族聚居的金沙江边托甸大队为例：“土司地”有七百零二架(一架地约三亩)，占耕地总面积的百分之二十七点七，这是土司直接役使农奴和奴隶耕种的土地。“百姓地”有一千七百四十九架，占耕地总面积的百分之六十八点—，这是广大农奴(百姓)以人身依附为条件向土司领种的份地。各户招领种份地的多寡缴纳地租和封建负担。“红照地”有三十二点二架，占耕地总面积的百分之一点二；是少数外来户向土司交纳红照押金佃耕的土地，也是封建领主经济下地主经济租佃关系的开始。“私地”有十七点五架，占耕地总面积的百分之零点六八；“新开地”六十四点三架，占耕地总面积的百分之二点四。“私地”和“新开地”均属两个苛刻条件下，可以长期占有份地，并有转租、典当、买卖之极；普米族人民还受着本民族头人(伙头等)的压迫和剥削；他们凭借土司和国民党的势力，兼并土地，垄断佃权，有的已变为“二道领主”，他们还占有家奴和长工，并有高利贷剥削。这里的土司系纳西族阿姓世袭，是最高的统治者。他们有严格的等级制，分为贵族、百姓(农奴)和取隶三级，实行政教合一的领主统治。土司下设“总管”，再下设“把事”，管理内务。“把事”下有“斯沛”(贵族官员)，管理内坝区。另设“二十四官”，分管坝外和江边地区。再下设“伙头”，管理小村事务。土司衙门没有监狱和常备兵，残酷镇压各族农奴。这里的喇嘛寺院，由土司次子担任“堪布”职衔，成为土司政权的反动精神支柱，享有种种封建特权，剥削和压迫各族人民。封建贵族还有各种规定欺压人民，如不准人民盖瓦房和刷白粉墙壁，不准种水稻，不准学汉文化，不准穿红、黄、黑(灰)、蓝色和镶有金边的绸缎衣服。起盖房屋、分家另居，都要得到土司的允许。甚至走过土司、总管的家、门，在两里之外就要脱帽(妇女解开包头)，并下骑步行，低头绕衙门照壁而行。途中遇见土司，必须让路回避，如躲闪不及则应跪于道旁。拜见土司时必须匍匐跪进，而后曲身退出。普米族劳动人民，在黑暗、反动的土司制度下，长期挣扎在苦难的深渊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