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族聚居的大理地区，是云南最早的文化发祥地之一。据考古发掘报告，远在三千多中前，大理洱海地区的古老居民已知道磨制石斧、石刀和骨角器为生产工具。他们用石纺坠纺织，用石坠的网捕鱼，用弓箭猎取马鹿，采集野生植物，还会烧制粗陶，过着半穴居式曲原始渔猎生活。大理县苍洱境佛顶、马龙等新石器遗址是这种原始文化的反映。宾川县自羊村出士的数百件实物中，也有大量的石制刀、斧、镰、网坠等，还发现炭化谷物、粮窖、火糖、房屋遗址及墓地等。说明远古祖先早巳在这里定居了来，从事简单的农牧和渔猎业。当时处于父系氏族社会的初期阶段，约距今三千七百多年。剑川海门口遗址，晚于宾川白羊村遗址六百多年，出土遗物约一千多件。其中，有大量磨光石器和陶器，还有骨器、角器及少量的铜器。人们当时从事原始的农业生产，使用的生产工具主要是石器，主要种植稻、麦、稗等农作物，同时从事渔猎、原始畜牧业，并学会烧制陶器和手工纺织劳动，说明社会分工已有一定程度的发展。特别是铜犁、铜斧、铜镰刀等十四件红铜器物的发现，说明他们已学会治制和使用金属工具。生产工具的革新和发展，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原始公社生产关系逐渐解体，奴隶制的生产关系正在孕育之中。该遗址的绝对年代距今约三千一百多年，相当于中原商代末期，这是云南迄今发现最早的铜石并用时代的遗址，它是洱海地区新石器文化的延续和发展。后来，洱海区域进入青铜器时代。其文化遗物，各地均有发现。洱海青铜器文化，分布非常广泛，北至剑川、鹤庆，南可到祥云、宾川，而且延续的时间也相当长，大约从公元前十一世纪到西汉末期。剑川沙溪长坪子山后出土的铜銊和铜斧，其形式与海门口出土者相似，当为青铜时代初期遗物。大理金梭岛发现的铜柄铁剑，与滇池普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等地出土文物相同，属于青铜文化晚期遗物。而祥云大波那墓葬发掘的一百多件青铜器，包括生活用具、家畜模型、房屋模型、铜棺等，则是介于剑川和大理之间，是洱海地区青铜文化鼎盛时期的代表。大波那墓葬年代为公元前四百年左右，相当于战国时代。当时人们已经定居，住在一种“干栏”式的建筑里。出土的八件铜锄和有马、牛、羊、猪、鸡、狗等畜禽的铜铸模型，说明农业和畜牧业都比较发达。各种纺织工具的发现，是纺织业存在的证明。重约四百公斤的庞大铜棺，说明洱海地区古代居民的采矿、冶炼和锻造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其造型工艺的娴熟精美程度几乎可以和我国商代后期著名的青铜器司母成大方鼎相媲美。因此，大波那钥棺墓器物是洱海区域青铜文化的典型代表，在云南古代地方史研究中占有一定的地位。这个墓葬及其出土器物还说明当时居民中已存在明显的阶级差别和压迫剥削现象。

　　从最早的文献记载看，约当公元前二世纪时，大理一带居住着许多分散的氏族部落，统称为“昆明”人，过着以渔猎为主的生活。他们分布较广，《史记·西南夷列传》说：“自桐师(今保山)以东，北至楪榆(今大理)，名为崔、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由此看来作为白族先民的昆明族主要分布在云南西部、中部地区。此外，在今滇东北地区及四川西南部、贵州西部也有昆明族居住。他们与中原和邻近地区的汉族有着较为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许多先进的铁质工具和其他手工业品不断地从四川等地传人，大大促进了洱海地区经济的发展。公元前一二二年(汉元狩元年)，汉武帝数次派出使者，进入祖国西南地区考察，以寻求通往印度的道路。史载：“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使间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至滇，滇王尝羌乃留，为求道西十余辈，岁余，皆闭昆明，莫能通身毒国。”(同上书)汉武帝派出去的几批使者都受到昆明族的阻挠，促使汉武帝于元狩三年(公元前一二零年)在京城长安(今西安市）开凿了一个方圆约四十多里的水池，并建造了高大“楼船”训练水军，作征伐昆明族的准备。而且，象征性地把水池命名为“昆明池”，这就是著名的昆明大观楼长联所谓“汉习楼船”典故的由来。而滇地的“昆明池”即今洱海，汉朝以前称楪榆泽，至隋唐称西洱河与昆涵川，降至元朝，复称渳海与昆明池。 　

　　元封二年(公元前一零九年)汉武帝多次派军队征伐，最后降服了云南，即在这一带崔、昆明族地区设置益州郡。从此，西南边疆云南正式纳入我们伟大祖国的版图。在益州郡管辖下的二十四县中，属大理地区的有楪榆(今大理、洱源)、云南(今祥云)、邪龙(今巍山、漾滇)等县，安置了汉族官吏去驻守，并移殖一批内地汉族人民来边疆屯垦，他们带来了内地的先进文化，对大理地区的社会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但汉王朝对当地少数民族仍采取“以其故俗治，毋赋税”(《资治通鉴》)的政策，基本保持各部落原有的社会经济生活。东汉时期，汉王朝进一步加强对洱海地区的统治，永乎十二年(公元六九职)，置永昌郡，洱海地区改属永昌郡管辖。随着博南山道的开辟和益州移民屯田的增加，汉族的先进生产方式不断传入，包括洱海地区在内的永昌郡各族人民，已能大量开采和冶炼金、银、铜、铁、锡、铅等金属，特别是铁制农具的应用，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因而永昌郡内已出现了“土地沃美，宜五谷蚕桑”(《后汉书·哀牢夷传》)的地区。这时，东汉王朝政府一反西汉前代“不收赋敛”的作法，把各族人民编入户籍，征收赋税。

　　三国蜀汉建兴三年(公元二二五年)，诸葛亮率兵南征，将益州郡改为云南郡。蜀汉政府在政治、经济上采取了一些开明的措施，重视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故《南诏通纪辑本》说：“诸夷慕武侯之德，渐去山林，徒居平地，建城邑，务农桑，于是白种诸部始有姓名。”后来云南还向蜀汉提供金、银、丹漆、耕牛、战马等大量军需物资，支援北伐中原的战争。由于诸葛亮注意改善民族关系和团结少数民族，执行比较缓和的民族政策，因而大得人心。虽然他本人未曾到过洱海地区，但民间仍广泛流传着他的故事，不少地名也用“诺葛营”、“诸葛寨”、“诸葛井”、“孔明碑”、“诸葛碑”等命名，以表示对他的崇敬与怀念。这也说明洱海区域和内地的政治联系是十分密切的。

　　白族是历史悠久、文化比较发达的一个少数民族。其民族来源问题，有土著说、汉人迁来说、棘人迁来说、哀牢九隆族说、多种族融合说、氏羌族源说、西爨白蛮说等多种，而以后两说的赞同者较多，这是学术界争论多年但仍未解决的问题。不过，自南诏出现之后，特别是大理国时期，洱海区域已发展成为云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佐在洱海地区的人们便形成一个大体具有共同语言和文化，经济水平接近，居住比较固定的古代民族，这是长期历史发展时期中各族之间相互融合变化的结果。可以说，白族共同体是在大理国时期最后形成的。显然，在白族形成的过程中,也自然地融合了洱海地区附近的大量先进汉族人民和其他各族人民于白族之中，这是古代民族形成和发展中的必然现象，也是促进社会进步的有利因素。对此问题，学术界似乎没有多大的争议。

　　在七世纪末、八世纪初，洱海地区的历史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出现了六个较大的民族部落。因其部落酋长称“诏”(即王者之意)，故历史上也通称之为“六诏”。分布在今漾温县和巍山县北部的是“蒙崔诏”，在今宾川境内的是“越析诏”，在今洱源县有“浪弯诏”，在今邓川境有“耀脓诏”，在今洱源和邓川之间有“施浪诏”，在今巍山县有“蒙舍诏”。八世纪中叶，六诏中位置最南的“蒙舍诏”在唐朝的扶持下，其首领皮罗阁统一了洱海周围地区的河蛮等各部，建立了“南诏”政权。唐樊绰《蛮书》说：“河蛮，本西洱河人，今呼为河蛮，故地当六诏皆在，而河蛮自固洱河城邑。开元已前，尝有首领入朝。本州刺史，受赏而归者。及南诏蒙归义(南诏王皮罗阁)攻拔大厘城，河蛮遂并迁北，皆羁制于浪诏。”这说明“河蛮”（或弥河白蛮）早期就定居在洱海沿岸地区，后来曾被南诏征服，他们即是今天白族的先民。 南诏属于奴隶制性质的政权。政治上是乌蛮蒙氏居于最高统治地位，自蛮贵族为其臣属。但在经济、文化上则始终以“白蛮”为主导，并吸收不少汉文化。据史载南沼首领曾先后接受了唐王朝委任的“刺史”、或封赠为“台登郡王”、“云南王”、“南诏”、“滇王”等，而且还仿照唐朝的官制设立了“清平官”、“大军将”以及“六曹”、“九爽”等统治机构。地方则设置十个睑(即州级行政单位)，对外没有六节度和二都督等职衔。至天宝八年(公元七四九年》阁罗凤继立。因云南(即姚州)太守张虞陀淫姿启衅，蓄意勒索，激起阁罗凤愤怒，南诏始叛唐，起兵攻破云南，杀张虞陀，并取羁縻州三十二州。唐玄宗不省形势，于天宝十年(公元七五一年)命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率兵八万，往击南沼，战于西洱河。结果唐大败，死六万余人，鲜于仲通仅以身免逃归。天宝十三年(公元七五四年)唐将李宓又带领十万大军进攻南诏，结果是“三军潰莥，元帅沉江”(《南诏德化碑》)，全军覆亡。唐朝多次用兵，丧师二十余万，白骨累累，长埋于下关天生桥畔，取名“万人域”。南诏叛唐后，有一个时期，曾经在西北“吐蕃”(今西藏)的压力下附属改善。吐蕃以阁罗风为兄弟之国，册为“赞普钟南国大诏”，并曾多次联合向唐发动进攻，掳掠了大量汉族人口，其中被南诏掳回的一些能工巧匠曾与当地白族人民一起，在洱海地区建筑了许多宏伟的工程。被掳掠的汉族知识分子曾在南诏传授汉族文化，又从内地传人许多汉文典籍，这些都大大提高了白族人民的汉文化水平。南诏统治者通晓汉文，所写宇迹工整，文理通达，汉文化水平已发展到相当成熟的程度。后来，南诏国王异牟寻与唐言归于好，曾派遣贵族子弟轮流到成都读书，相延长达五十年。当时南诏清乎官杨奇鲲、段义宗(均为白族)所写的诗文，如《途中行》、《岩嵌绿玉》、《洞去歌行》等，被公认为是“高手”、“佳作”，流传于内地，还收进了《全唐诗》和《全唐文》中。就在这时，白族有了渐趋一致的语言和风俗习惯，发展了白族的灿烂文化。当时的一些历史文物和文学作品还流传至今成为人们研究云南各族古代历史的重要资料。

　　公元九零二年(唐天复二年)，南诏在奴隶暴动和各族的反抗下失败。随后由权臣郑买嗣建立了短暂的“大长和国”。公元九二八年，扬于贞灭“大长和国”，拥立赵善政建立了“大天兴国”。随后又废赵而自立，更名“大义宁国”。至公元九三七年(后晋天福二年)，白族首领段思乎以“减尔税粮半、宽尔摇役三载”(《南诏源流纪要》)的诺言，联合滇东“三十七部”白、彝等族人民向大理城进军，最后消灭了“大义宁国”，建立起号称“大理国”的封建制政权，从而结束了云南自南诏以来二百多年的奴隶制。据记载，“大理国”建立后曾大行封赏，把白族和彝族贵族封为“世官世禄”、“世土世民”的世袭封建领主。大理国与中原北宋王朝仍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公元一一一七年(宋政和七年)宋朝正式册封大理国王段和誉为“云南节度使、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上柱国、大理国王”的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