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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小贩抓出的终生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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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颖
那位在茶馆里观察我多日的老人终于走到我的面前，看得出，他走出这一步是鼓了很大勇气的。他说：我知道你是写文章的，能帮帮我吗？
我的第一反应，这可能又是一位在什么地方受了冤屈的老人想请我写上访材料或诉状。这对于一个写小说的人来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此前我勉为其难地干过几次这样的活儿，结果皆泥牛入海。虽然这结果与我的写作水平关系不大，但我还是本能的有些愧疚的感觉。
老人说：你的文章我看过，我知道你不会拒绝我的……
他说这话时呼吸有点急促，此时，我才觉出他的异样来，他已瘦成了一把骨头，整个人像一副套了一层鸡皮的骷髅。
他说：“这事对你来说并不难，但它已困扰了我大半辈子，我只想在临死之前，将这事跟你摆摆，希望你能把它写出来，让更多更多的人看一下。它压在我心里几十年，让我实在受不了了。”
老人痛苦地垂下头来，也不等我答应是否帮他，便开始讲那桩压在他心里多年的事：
那是1965年，我刚参加工作不久，在当时管工商的市管会，在那样乱纷纷的世道，能够找到这样一个工作，简直是天大的喜事。为此，我不知多少个晚上睡不着觉经常对着领袖像在心中暗暗发誓：一定要好好工作，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献上自己最大的贡献。
这想法在当时是非常普遍的。而要实现这个想法，必须多干事。表现在我的本职工作上，则必须是多抓“投机倒把”分子。在自己的誓言鼓舞之下，我非常勇猛地抓着各种小贩，有卖红糖的，有卖鸡蛋的，有卖米票的。这些人中，许多并不是专业小贩，而是家里急需用钱，但当时我却不这么看，我觉得，我们国家之所以这么穷，人民的生活之所以有很多困难，就是因为有这些人在搞投机倒把挖墙角的缘故。
这种想法一直是我工作的动力，直到有一天，我抓到那个煤贩子……
那是1966年晚秋时节，天已有些凉意。有人举报说在我管辖的范围内有一家地下煤厂，这还了得！接到举报后，我当即赶往现场，在一条很深的巷子里找到这家“煤厂”，我敲门时，打煤的父子三人干得正欢呢。门开之后，我有些诧异，这哪是什么煤厂，不过是一间小得不能再小的居民住房，地上堆着一小堆煤，旁边有几个已经加工好的蜂窝煤，房里的陈设，一例是黑黑的，包括房里站着的父子三人，冲我们黑黑地傻笑。
按当时的规定，这种地下加工作坊绝对是要取缔的，尽管他们赚不到什么钱，充其量不过赚一点汗水钱。我现在回想，当时如果我手下留情的话，兴许能放他们一马，这爷仨看样子也不是什么刁钻人，父亲四十多岁，大儿子十来岁，小儿子几岁，看样子都挺憨厚。
但我不是还有誓言吗？我突然发现我自己的同情心有点资产阶级味儿。于是马上打住，鼓起一股正气，将父子三人及其“罪证”送往市管会。做这一切，我是充满正义感的，我心中有一种神圣的感觉。
然而，随后发生的一切就不那么神圣了，那父亲送往“学习班”学习，因为惦念孩子的生计，几次逃出来，最终被教育成残废。那家的小儿子，因为家里没大人，患麻症肺炎，死在哥哥怀中。那哥哥从此变得呆呆傻傻的了，只会吃和傻笑，什么都干不了，直到现在也一样。据说这孩子读书时成绩很好，现在却成了傻儿，整天只能推着他的父亲上街给人擦皮鞋……。
那次，我立功了，得了一张奖状和一个搪瓷碗，这是用一个三口之家的幸福换来的。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都痛苦异常，一直打不起精神去抓小商小贩，以至于被分流派往农村支农，最终脱离工商管理系统。
如今，与我一起参加工作并一直在工商管理系统工作的同事，退休工资有一千多元，几乎是我的五倍。这并不是我所羡慕的，你说有没有失落感呢？肯定有。但想起那一个被我亲手破坏了的三口之家，那个伤残的父亲和呆傻的儿子，我心中会好受一些。我觉得这种境遇对我来说是再好不过的惩罚……
老人讲完故事之后，呼吸有点困难。这时，从茶馆外面来了两个年轻人，很急地说：“你……你怎么又从医院跑出来了？”两人上前来，一左一右搀着老人走了，在两个年轻人之间，老人的背影显得越发单薄……
此后，我再没见过那个老人。我知道，这种关于良心的故事写出来也没多少人会看，但我还是决定把它写出来，我觉得如果万一有幸被包括城管在内的城市管理者在内的人看到，并哪怕引起他们其中的一个人一秒钟的沉思，也是功德无量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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