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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肉档风波隐射肉价政策失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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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越来越多的民间解读将高肉价与通货膨胀联系在一起，并以此揣测后者的进程。这当然是评论通胀的一个角度，但依旧没有涉及问题的解决部分。
高昂的猪肉价正从菜市场或餐桌上蔓延开来，酝酿着无法预知结果的社会风波。7月18日，肇庆市怀集县的两家猪肉档遭县经贸局执法检查，部分猪肉被没收。执法过程中一度引起冲突，最终以警察拔枪警告、两名猪肉档主受轻伤而收尾。数天以后，该县的百家肉铺宣告集体罢市。就在全县所有猪肉档暂停营业期间，冒出两家被怀疑是受经贸局雇用的猪肉铺，在警察的保护下向市民销售猪肉。
目前，仅从语焉不详的新闻报道中很难看清事件的全貌。比如，这些猪肉商户到底是出于什么利益考虑选择罢市？仅仅是因为对同行遭遇的不合适待遇而表达义愤吗？他们是否还希望达到其他的目的？另外一方面，县经贸局的执法行动是否合法也受到普遍质疑。为什么执法主体是经贸局而不是工商局？以质量出现问题而查扣的“问题猪肉”据说已被销毁，但县经贸局负责人却借口当下的要务是保证整个县城的猪肉供应，对销毁的具体安排闪烁其词。
究竟是罢市的猪肉商户藏有隐情，抑或是怀集县经贸局存有苦衷？如果媒体的报道得到正常的延续，相信具体问题的答案不难得到澄清。但假如抛开这些追问不谈，在全国猪肉价格持续居高不下的背景下，怀集县的罢市风波又具有强大的隐射功能，透视出围绕高肉价而逐渐聚合的复杂的社会情态和政府治理。换句话说，肉贩、消费者及政策制定者的众多目标是存在尖锐冲突的。很明显，仍将维持下去的高肉价已经不再是简单的供需问题，市场交易者、政府行为的表现越来越体现为压力之下的功利反应。
归结到一点，那就是在高肉价前所持的态度和立场问题。在本报此前的社论里，希望政府在新一轮的肉价上涨中，利用多种政策杠杆，将增值部分向居于产业链最底层的农户传递，从而恢复养殖户的信心。但从目前来看，这种价值表达和反馈已经很难实现。有关部门在抑制肉价高攀上良策无多，频频被动，可以援引的政策工具疲态尽显。商业部、农业部等五部委此前就宣布，新一轮的猪肉价上涨起码要持续到明年5月份。吊诡的是，中央部委增列了一个涨价的原因，亦即将其归咎为肉价的恢复性上扬——这种表态传达的信号不无消极，那就是中央政府已放弃从产业入手对肉价加以调控的努力。
在此情况下，地方政府不得不单独承受高肉价的冲击，并要担负和抵抗因此带来的社会影响。在肉价屡破纪录的态势下，广州市已对低保户实行数月的肉价补贴，并在日前宣布延长此项补助。与消费环节的无为不同，政府开始自发地对猪肉供应环节加以整肃和控制，怀集县经贸局的举动就属一例。但需要警惕的是，在放弃对肉价市场失灵加以纠正的前提下，政府的一系列临时政策并无生效的迹象，反而体现出更加明显的政府失灵。怀集百家猪肉商户罢市就表达了社会对政府失灵的浓重情绪。
已有越来越多的民间解读将高肉价与通货膨胀联系在一起，并以此揣测后者的进程。这当然是评论通胀的一个角度，但依旧没有涉及问题的解决部分。甚至不得不问，公共政策有能力找到解决高肉价的最有效办法吗？高肉价继续顽固不化，政策突围依然无力无望，这些负面因素都在强烈考验民众的忍耐能力。是否要吃肉、能否以更平和的心情吃肉都不是根本问题，问题在于政府可否消解那些日积月累的弊端，能否从政策执行的开初就研究市场失灵的原因，并在政策设计上予以消除或避免？
从积极的方面看，新一轮的猪肉涨价是个契机，它让民众洞察有关部门在纠正市场失灵方面也存在着先天的局限。因而，怀集的罢市风波一定不是孤立的个案，在此种社会抗议的基础之上有必要还原政府失灵的原始面貌。只有这样，才能确定现实的政策选择不是势利和短视的，也不仅仅是对社会压力作出的敷衍式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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