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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情人包养公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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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平
《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前天公布，将从6月1日起施行。网络舆论中，这个条例的其他部分都被视为老生常谈，最大的兴奋点在于规定公务员不得包养情人。条例中专门列出，有违犯此条者，给予撤职或者开除处分。
包养行为本来古已有之，但是把它写进法纪规章，还是近年来的新鲜事。一直有妇女组织代表要求将“包养二奶”写进法律予以惩戒，但法律专家总是回答说“包养”和“二奶”都不是严肃的法律用语。这一年来的地方行政法规，却越来越多地对此作出明文规定。海南把它和重婚罪相提并论，郑州则把它和“嫖娼”归为一类，用语都是“包养情妇”，怎么看都有些粗鄙，而且有性别歧视嫌疑，所以南京就羞羞答答地用了“干部婚姻状况发生变化”这样的隐语，简直比“生活作风糜烂”还不如。到了国务院的规定里，大概也是经过斟酌，变成了“包养情人”，显然更合适一些，但是从法律的角度讲，“包养”和“情人”这两个词仍然很有些含混不清。
在传统意义上，“情人”的含义本来是比较清晰的，不过近年来由于“性伴侣”、“一夜情”、“换偶”等观念和行为的搅和，这“情”字也就越来越淡薄了。尤其是“包养”二字往前面一挂，就跟“性交易”只隔着一层薄纸了。倒是“包养”越来越清晰，要不了多久，就可以成为写进法律文本的专有名词了，特指“提供生活费”并“发生性行为”这种事情。如果只是提供生活费的包养，那就是做善事或者养宠物；加上了性行为，就成了一种不道德的交易。人们熟悉的新闻中，有山东女大学生控告父亲包养二奶、广东女大学生包养协议曝光，等等。
为什么要明文规定公务员不得包养情人？从表面上，是要公务员率先垂范，做道德的楷模。实质上，则是因为他们中间一些人手里掌握着公共权力，很容易调动公共资源，如果没有足够的限制，则很容易用来谋取个人利益，包括性的利益。在难以证实的民间传言中，领导干部包养情人的现象绝非个别，有的甚至包养几十上百个。从已经审结的案件看，贪官包养情人十分普遍，而且多数动用了公款。拿纳税人的钱去购买个人的性享受，这自然是难以令人容忍的事。
但是这个大快人心的规定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公务员的人数远远大于实权在握的领导干部，大部分公务员养家糊口都要精打细算，哪里有财力包养情人？因此，规定他们不得包养情人，很有些陪绑的意味，显得不够公平。尤其重要的是，这个规定的指向不够明确，到底是倾向法律呢，还是倾向道德？或者说，是维护公共利益呢，还是维护人性伦理？如果着重于“包养”可能涉及动用公权和公款，那么包养孤儿和宠物都有这个可能；如果着重于“情人”有违家庭伦常，那么包养不包养又有什么关系呢？
作为一个纪律处分条例，一箭双雕似乎也无不可，但是搞清这个指向还是非常必要的。公务员的道德水平固然十分重要，但是从现代政治观念来说，纳税人出钱请他们出来做事，主要还是因为有公共事务需要处理。大部分公务员，不过是整天忙于处理具体事务的小人物，他们的性道德和私生活其实和公众利益没什么关系。到哪一种级别就有了关系，有多大关系呢？这是很难量化的，所以也就很难按照具体的规定来处理。而一个人的工作能力以及他的工作成绩，却可以相对量化。
现代政治中对公务员的考核和监督，常常分为业绩评估、法律监督和公共舆论三个部分，前两者都倾向于刚性的可量化指标，后者则是软性的可随时变化的指标。公务员的道德伦理，显然应该由开放畅通的公共舆论来监督，并通过对实权人物的民主选举来发生影响。公共舆论知道在文化、伦理和利益之间进行协调与抉择。政客私吞公款，在哪个国家都会触犯法律；而政客包养情人，在美国是性丑闻，在法国则可能是浪漫曲。
就中国而言，从法律上说，无论是包养情人，还是扶助孤残，公务员侵吞公款都是不被允许的；从道德上说，情人无论包养与否，都可能与传统伦常相冲突。按现有规定，公务员包养情人要被撤职或开除，假如出现情人包养公务员的情况，又该如何处理呢？所以，法律术语对“包养”和“情人（或二奶）”的接纳与否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在于吏治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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