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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土地，就没有诗意的栖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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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培云
北京“纸馅包子”的假新闻出来后，有人抱怨中国人没有判断力，明显是造假的新闻怎么还有人信？我想，即使这新闻是假的，也不能怪民众，因为在中国这个神奇的国度，大家已经渐渐习惯了“一切皆有可能”的判断。在多数情况下，人们只能适应环境的推陈出新，然后见怪不怪。
丑闻总是此起彼伏，一件丑事被曝光，很快便会在另一个地方找到相同的版本。比如“短信狱”，不只是重庆有，安徽有，其他地方也有。同样，“拆迁党”之胡作非为，之鸿篇巨制，更是无人可及。
7月6日晚，一支由文物、宗教部门的人，还有城管和警察组成的队伍闯进襄樊一处明代古刹。但听为首者一声令下，这群人便用绳索捆住两位六七十岁的老居士，然后开始用推土机拆梁毁房……就这样，襄樊唯一明代古建筑汉圣庵在半夜时分被强行拆除。守庵的一位居士竟被六七个人抬出来并带到派出所，抓走她的理由是她“违反《文物法》”。
6月22日晚，一支由城管和警察组成的队伍将西安市唐代艺术博物馆强行拆除。晚上9点多，20多个头戴“城管执法”白色头盔的人员突然将西安一博物馆层层包围封锁，同时40多个不明身份的人迅速包围博物馆，并强拆博物馆，用旧瓦砾强行封堵博物馆大门。10点多，几十个来历不明的人手持斧头和棍棒冲入博物馆，将馆内值班人员粗暴撵出馆外。
5月2日，一支由机关工作人员、警察和教师组成的300多人的队伍，在河南省确山县刘店镇乡党委书记、乡长和推土机的带领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铲平了一个村庄近千亩小麦。
拆迁的队伍越走越长。我曾经说，中国的历史悲剧，很多情况下都是“拆迁政治”造成的。在生活方面更体现为“先拆迁，后安置”。“先拆迁”就是旧屋已去，新屋未建；而“后安置”则有可能再也不安置了，于是乎被拆者只好忍受天寒地冻，或在户外尽享“席卷天下”的好处。比如历史上的许多革命或者造反，便是将新天地允诺得光彩照人，然而，实际上却是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于是，也便有了张养浩的千古长叹：“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社会有自己的秩序在生长。许多本来应该“善前”的事，偏偏做成了“善后”。比如说，几天前，北京新龙打工子弟学校的校舍“因为规划需要”被拆，而800多师生都不知情。拆完后，回龙观镇政府和昌平教委表示，正在积极帮学校联系新校舍。更令人气愤的是汉圣庵被拆，襄樊官员也说要“异地重建”，在这些官员眼里，对文物进行“先斩后奏”式的毁坏仿佛只是为了搞换头术表演，而不是杀人。“先拆迁，后安置”本质上说，是一种流氓逻辑，是一种生米做成熟饭，先强奸然后娶妻生子的逻辑。
前不久，我说中国的“小产权”与“大产权”之争是无谓之争，因为中国房地产更大的问题就在于有房产而无地产，所以“铁打的房子也在风雨飘摇”。这的确不是危言耸听。由于土地名义上属于所有人，这也意味着不属于任何人，这便注定了土地的占有将永远服从于弱肉强食的原则。在此原则下，每个人所拥有的都是一种朝不保夕的权利。
有人将中国人“富不过三代”归咎于富家子弟挥金如土，这显然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在于无论是战争还是和平时期，诉诸强力与暴力的“拆迁政治”与“拆迁文化”主导了中国的历史。当财产得不到真正的保护，人们对财产的占有就只能追求谁占得最多，而不是谁占得最久。
有位网友和我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大意是有个腰缠万贯的大财主，平日里过得悠哉游哉，有次遇到了大洪水，于是抱着财宝爬到了树上。由于水没有退，他也下不了地，这些财宝全是累赘，对他毫无用处，最后他掉到水里淹死了。
这个故事表明，人的一切权利都得依托土地而存在，土地所有权才是一切权利的根本，因为人必须依托大地创造、生活与积累财富。没有土地所有权的任何财产权，甚至包括人权，都可能变成水月镜花、空中楼阁。没有比把国土归还给国民更有益于长治久安的了。
荷尔德林说：“人，应该诗意的栖居。”在我看来，一个人如果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土地，他的一生充其量也是诗意的流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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