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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该怎样面对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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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大焕
对于发生在山西的黑砖窑奴工事件，孙立平先生认为是“在生存生态恶化背景下的底层沦陷，或底层堕落”。匮乏的资源，狭仄的生存空间，会从根本上扭曲人们的价值观与是非观。（《生存生态恶化背景下的底层沦陷》，7月9日《经济观察报》）
但是，孙立平先生没有对底层沦陷的原因给出解释，而秋风先生则将之归因于精英在中国乡村的全面流失。（《使乡村再文明化》，7月2日《21世纪经济报道》）秋风先生认为，19世纪后期开始的工业化、城市化，致使精英双向自由流动机制毁损。由于精英不再回流乡村，乡村社会几乎与外部切断了知识、道德的联系，而在自身粗陋的观念、价值中自我循环。
但精英的流失并不必然导致底层沦陷，同时，工业化、城市化也并不必然导致精英由乡村向城市单向流动，比如英美的精英始终都没有与乡村隔绝，英国的绅士固不用说，美国的律师、政客、商人也经常在退休之后回到祖先的农场。
因此，中国当代乡村的精英流失和底层沦陷一定有着更为深刻的社会原因。在我看来，导致中国乡村社会底层沦陷的最根本原因其实只有两个：一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城市对乡村社会大幅度的摄取，导致乡村社会全面的贫瘠化；二是乡村社会被不合理的政策和法律制度完全排斥在自由市场体系之外，导致了农民和农业极度空前的细碎化和原子化。农民人均不足一亩耕地，而且还不断被人口增长和工业化、城市化的圈地运动、环境污染等吞噬。
这种极度细碎化、原子化的生存状态，是最无助、最无力、最没有能力抵抗任何社会和自然风险的生存状态，其必然导致恶劣生存状态下的竞争野蛮化，在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乡村政权的家族化，甚至带有半黑社会性质。可以说，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城乡之间的隔绝、断裂与贫富悬殊分化程度，可能是中外历史上都极为罕见的。即使以市场化为方向和目标的改革开放到今天已近三十年，但农民最基本的生产和生活资料———土地和房屋，仍然被政策和法律排斥在自由、平等的市场之外！没有产权做基础和保障，农民的相关生产和生活，自然也几乎完全被排斥在现代金融和自由市场融资体系之外！
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的《现代化要对得起为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农民》（7月9日《中国经济时报》）一文，为我们清晰地描绘了一幅当代中国的“城市摄取乡村图”：工业化过程中的建设，征用了农村集体所有的8000万亩左右土地。农民估计贡献达1．6万亿元。长期的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国家为工业发展从农业积累了近1万亿的资金。从价值计算，30年前的2.6万亿元，按5％的收益率，现值为11万亿元之巨。
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城市从农村征用了1亿多亩耕地，就是保守地按每亩10万元计算，就高达10多万亿元人民币，但由于征地补偿太低，加上层层扣留，到农民手中的，不到7000亿元。同时，通过城镇职工和农民工劳动力工资差额和没有强制规定为农民工实行社保，为经济发展积累的资金，最少也达10万亿元。
简单相加一下，按现价折算，仅仅以上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土地、工资差和未实行社保等几项，农民建国后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提供的积累，最保守估计也高达30万亿元！
除了谴责黑包工头乃至一些基层政府官员的无良，除了对那些以牺牲权利和尊严换取生存甚至被奴役的农民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面对国内不断耸立起的一座座繁华国际大都市以及那些破败的乡村，我们除了对乡村和农民怀有深深的感恩之情，也应觉得心头有愧。同时，更应该将这种感恩和愧疚之情，化作制度变革的力量，从根本的制度上反哺乡村、反哺农民，更应该把农民应得的权利还给他们，让他们自由、平等地融入现代市场和金融体系。
首先是对土地和农村房屋产权制度的改革进行探索，进一步保障农民的权益。目前广东佛山、重庆等地已在这方面开始了有益的尝试。第二是逐步实现城乡平等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工资制度，确保农民基本的“国民待遇”。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只有自由交易、自由流动的渠道被打通的社会，才是一个充满活力、通向平等的社会。否则，逐步走向现代化的中国，将难以坦然面对为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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